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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江淌出一条街

更新时间:2017-08-28 17:18  发布时间:2017-08-28 17:06 信息来源:

    大江东去,汉水西来——两江水流淌出的汉口之正街,凭藉“占水道之便,擅舟楫之利”的天然港埠,催生出“十里帆樯依市立,万家灯火彻宵明”的繁盛街市,商贾百工,引领明清潮流;五行八作,聚散四方奇货。挟裹汉正街之盛名,汉口遂由“五百年前一荒洲”,演化为“天下名镇”。悠悠五百载,汉正街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汉口文化。

    汉口,即汉水入江之口。历史上,汉水汇入长江的地点曾多次改变。距今约520年的明代成化年间,汉水终于低下其桀骜不驯的头颅,完成了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改道,将出水口选择在汉阳龟山北麓一片开阔的地带。

    于是,便形成了汉口最早的街巷——由河街逐渐延伸而孕生出的汉正街;于是,汉口便由“满滩芦花、鱼跃凫飞”的荒滩开辟出一片新天地,渐成四方淘金者乐园,从五方杂居直至华洋荟萃,迅速崛起成为商贸巨镇。由此,武汉沿袭千年的武昌、汉阳“双城记”,演化为“三城会”,武汉三镇隔江鼎立格局奠定。

    汉正街与汉镇肇始

    “泽国舟为市,人家起竹楼”。在明代天顺、成化之前,汉口最初的居民点集中在汉水入江沿岸的狭长地段,那时的武汉人称汉江为“小河”。在木船时代,“小河”入江口水域开阔,水势平缓,水深适度,比长江更适合行船走水、避风泊靠。南来北往的商贾船夫沿着小河筑圩、修堤、填土、打基,建起一座座吊脚楼。于是就有了码头,有了贸易,有了街市。到明朝万历年间,汉正街一带便已形成市镇,店铺、行栈接纳四方客商。这便是汉口作为商业贸易中心的雏形。“汉口之盛,所以由于小河也”,范锴在《汉口丛谈》中如是说。

    汉口的形成史,也是一部抗洪史。而汉口人最早的治水为市,正是围绕汉正街展开的。长江之水、汉江之水、后湖之水,是汉口的三大水患。汉口最初的街道是河街,然后有了正街、内街、夹街,再有里巷。直到1861年开埠前,汉口的发展一直是牢牢地以“小河”为根基,然后在防水填土中逐步向北、向东延伸:向北而有了利济路、中山大道;向东而有了黄陂街、江汉路。

    今日汉正街西起硚口,东到集稼嘴,全长超过3公里。但据《汉正街市场志》、《续辑汉阳县志》等文献记载,历史上的汉正街分为上下两段,贯穿汉口全镇。上段西端在硚口,东端通小河口龙王庙。下段由黄陂街起,直抵租界区的洋街。而且汉口的街道在500多年的发展扩张中,早期是以汉正街为基线,凡与汉水、长江平行的东西向街道,称为某某街,主要干道则称为某某大道;凡与汉水、长江垂直的南北向街道,通称为某某路。

    改革开放后,汉正街成为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“引路人”。1982年,《人民日报》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社论“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”,汉正街因此声誉鹊起,成为全国商品流通领域改革的排头兵,赢得了“天下第一街”的美誉。其实,汉正街20世纪80年代初的崛起,只是源远流长的汉正街商品经济的一个复苏。而数百年汉正街商贸史,完全可看作汉口商业史、乃至中国明清以来商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。

    汉正街商业的第一个辉煌期出现在明朝末年。众所周知,汉口在明朝末年时就与河南的朱仙镇、广东的佛山镇、江西的景德镇并称为“中国四大名镇”。而据文献记载,汉口城市重心从沿河转移到沿江肇始于近代开埠之后,汉口的商贸中心从沿河汉正街一带转移至中山大道则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。由此足以证实,汉口之为“天下名镇”,所仰仗的正是一条汉正街。

    清代,汉口镇的港口运输业突飞猛进。汉口地处长江、汉水交汇处,水运畅达。在传统的帆船运输时代,川江、汉水和洞庭湖流域与下江间的货物交流,都通过汉口转运。清初以来,汉口便是两湖淮盐分销、漕粮转运及农副土特产的贩运中心。徽州人吴中孚曾称汉口是“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”。另一个徽州人则分得更细:“汉口为船码头,镇江为银码头,无锡为布码头。”所谓“船码头”,形象地道出了汉口为华中、西南、西北诸省的水运中心地位。

    当年的汉水口北岸,从硚口到集稼嘴,江面上商船穿梭不息,岸边大小码头林立。其中著名的有八码头,即二十八码头、大码头、四官殿、花楼、关圣庙、老官庙、接驾嘴,正所谓“二十里长街八码头”。清康熙年间此地设立汉口巡检司,始称为汉口镇的正街,又称“官街”,沿街店铺林立,八方商贾云集,街情民风淳厚。汉正街市场西段以粮、油、棉、什业居多,东段以药材、参燕、金银、票号、典当为主,中段最为繁荣,密布百货、布匹、山珍、海味、纸张等大小商铺。

    清同治三年(1864),汉阳郡守钟谦钧等修筑汉口堡,沿堡辟出玉带、居仁、由义、循礼、大智、通济等8座堡门,外有深壕环绕,桥梁相连,既便于布防守卫,又可抵御洪水。清道光十四年修建的保寿硚现仍存原处,它是硚口之为“硚口”,而非“桥口”的惟一历史见证。

    当年,汉正街的商品以品种多、式样新、销路广、价格廉的优势,辐射到全国各地。“山、陕需武昌之茶,苏、湖仰荆、襄之米,桐油、墨烟下资江浙,杉木、烟叶远行北直,亦皆于此取给焉”。《汉口丛谈》所记的八大行大都集中在汉正街。明清之际,汉口近郊出现了常年雇工100余人的纺织工场,所产棉布多由汉正街花布商包买,经加工染整而转销各省。《大清一统志》称汉口为“往来要道,居民填溢,商贾辐辏,为楚中第一繁盛处”。

    随着商业的逐渐繁盛,汉口镇由汉水沿岸扩向长江沿岸,顺长江也次第修建起码头。到清同治七年(1868),汉口汉水沿岸到龙王庙有码头35个,长江沿岸从龙王庙到江汉关有16个。20世纪初,随着汉口民族工业的发展,至1928年,有各类专用码头25个,一直延伸到皇经堂、古茶庵一带。汉口开埠后,外国商人陆续来汉办工厂、开洋行,至1910年,汉口有大小洋码头74个。至解放前夕,武汉有水码头243个,陆码头220个,码头工人5万左右。

    应该说,汉水码头水运的繁荣带动了整个汉口乃至武昌、汉阳港埠的兴旺,汉正街的商贸市场由码头发展到河街,又由河街发展到正街,推动整个武汉市场向纵深发展。

    汉正街不仅以商业贸易名闻海内外,其数百年历史发展也孕育出独特鲜明的汉正街文化,并继而发展成为多姿多彩的汉口文化。“廿里长街八码头,陆多车轿水多舟”,当时这里云聚着来自各省的商贾和各行各业的手工业生产者和商家,商铺比邻、会馆林立、庙堂棋布。多年过去,惟可见证这段历史的,除了史志的记载,就是世代汉正街人在这里苦心经营的规模宏大的街市和各类会馆、书院、庙堂及近代工业化的厂房等。汉正街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经济意义上的商业街区,而是一个具有老汉口商业底蕴的文化街区,它孕育了多元荟萃的汉口文化。汉正街南北汇聚、五方杂处的地域特点,也使汉正街文化呈现出芜杂多样的景观。

    汉正街依江而兴所形成的“码头文化”,恰如水的流动,具有包容集散的商业地域文化个性。不同籍贯和行业的商贾云集沿江大码头,争生意、打码头,有着某种不同程度的强悍与义气。商味、强悍、义气及文化品位构成汉正街“码头文化”的基本特色。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文化既带有鲜明的世俗特征,同时又有较强的包容性、复合性和多元性。

    汉正街一带的街道纵横交错,街面狭窄,形成错综复杂的街巷文化。据清道光年间统计,称为街的有32条,称为巷的有64条。街路颇狭隘,人车来往固然不便,即使是在今天,很多人进入汉正街后仍不辨东西南北,但是这些老街老巷留传至今本身就构成了一道文化奇观。

    汉正街早在明末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,商业组织联系的日益频繁,形成了汉正街“博施济众、依群利己”的商业文化。明末清初,汉正街商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,竞相兴建同籍或同行业公馆、公会组织。据《夏口县志》统计,汉口各会馆、公所最多时约达200处,绝大多数集中在汉正街一带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宝庆会馆、江西会馆、山陕会馆、新安书院(徽州会馆)等。纷繁众多的会馆、公所在自行调整营业、打开商品流通渠道、解决同行业内部纷争、发展汉口外贸、稳定汉口市场等各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,同时也构成了汉正街文化的一大奇观——会馆文化。

    汉正街旧时的字号招牌,不仅选用坚固砖石和上等木材,还在牌号字上贴金堆沙做字,并不惜重金聘请当时名人或书法家题写。民国初年汉正街老大兴酒楼招牌即为夏口知县侯祖畲亲书。颇有特色的字号招牌,体现了汉正街“以义取利,诚信为本”的商业伦理文化。据清朝朱彭寿在《安乐永平宝随笔》中记载,汉正街招牌名号常用字有“顺裕兴隆瑞永”等56个,这些字能组合成讲究义理、有俗有雅的招牌名号。有的招牌直白言利,如伞号“苏恒泰”、蛋行“丁义顺”等。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,走出了一大批后来在武汉商界享有盛誉的百年老字号,如叶开泰、汪玉霞、谦祥益、谈炎记等。这些老字号浸润着老汉口百年的历史文化,时至今日仍让人咀嚼到历史文化的余香。有300年历史的叶开泰药店以“修合虽无人见,存心自有天知”为信条,今武汉健民制药厂的前身即叶开泰。旧时,在江汉平原一带流行女儿出嫁买红蓝苏恒泰伞各一把,男持红、女持蓝,以喻“红男绿女,婚姻美满”之意。

    繁荣的商贸,催生了汉正街质朴清新的商业建筑文化。这里街道狭窄,小巷古风犹存。沿街的商号多为二层楼,以立帖式木构架为主体,砌以砖墙,冠以青瓦。在一二楼之间架一粗大横梁,并雕饰龙凤图案,涂以红漆;门柱、楼板和顶架为木结构,层顶铺以瓦片;朝街门面既有全敞开式,也有外窄内敞式。各种会馆、同业公所和衙署,推出了风格迥异、高耸巍峨的建筑,其高大的围墙、庄重的门楼、飞扬的屋檐、高耸的廊柱,显示出独特的魅力。

    汉正街也曾经是汉剧和楚剧的“窝子”。作为一个大码头,身居期间的一些大商贾,十分重视文化教育。汉正街在历史上不仅是汉口镇集市的“正街”,还因设过地方官署、会馆而被称为“官街”。当年漕粮和盐运两大行当,促成汉正街成为一个大码头。码头居民的文化品位都很高,曾时兴一种“雅集”,即聚集在一起写诗、作画。清朝时汉正街的客商中出过一位浙江乌程籍的文学家范锴,他的《汉口丛谈》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,他的竹枝词则能与当时一些大词人的诗词媲美。另一位画家闵贞曾给当时的班禅画过像,后来他在汉正街的大通巷盖了一座“看山读画楼”。清末民初,汉正街甚至还设有书院……解放后,汉正街一带也走出了一批知名文化人,还有几位科学家。

    如果说,两江淌出了一条汉正街的话,那么汉正街无疑是近代汉口肇始并迅速崛起的一个“引擎”。一条汉正街直接影响着汉口的文化形态与汉口人的文化性格。

    汉水码头与码头夫

    范锴在《汉口丛谈》中描绘汉口“人烟数十里,贾户数千家,鹾商典库,咸数十外。千樯万舶之所归,货宝奇珍之所聚,洵为九州名镇”。当年,无论是汉正街,还是整个汉镇的兴盛,无疑依赖于天然良港——汉水码头。

    明末清初,汉水上是千舰万艘,汇集江浒,北岸八码头,南岸虽已称汉阳,但仍是辅助汉口港的泊船码头。各地来汉商船,均有传统的停泊码头,江西及湖北本帮商船集中停泊汉水口北岸,来自四川的商船则停泊汉水南岸,而在汉口工商界处于中坚地位的下江商人与徽商,自然泊船于汉口两岸最便捷的码头。据当年外国人目击,描述其盛况是“载货物码头则有二十余处,所有船舶俱湾泊于港内,舳舻相衔,殆无隙地,仅余水中一线,以为船舶往来之所也”。曾有人作过估算,当年汉水两岸所停泊之船只常在二万四五千艘左右。汉水口两岸码头区,作业繁忙,甚至通宵达旦,故而当年有人吟咏汉口是“万家灯火彻宵明”的不夜之港。

    明清之际,汉水从小硚口至集稼嘴(接驾嘴),地势平坦,江汉汇流,利于船只停港避风,水陆交通便捷,因而街区、工商业云集,并成为码头夫谋生与定居之所。长堤街、汉正街一带药材布匹各行各业,星罗棋布;粮行商号,堆栈店房,栉比鳞次;长江汉水,铁驳木船,帆樯林立。得天独厚的寸金之地,促使码头搬运业兴盛不衰。

    汉水沿岸大大小小近30个码头上,皆由码头大头佬、小头佬统领着码头夫,按照帮口势力与宗派范围,划分区域,搬扛货物,起坡下坡,不得有一点超越,否则即会酿成一场“打码头”流血械斗。码头上的大头佬,通常是身着白裤褂,腰系黑飘带,头戴大礼帽,能武善打,威振一方,坐地分成。头佬下有扁担名额的搬运工,每搬扛一天货物,按码头当天收入,由头佬按份分钱,每人三五银元不等。无扁担名额“拉洋荒”的临时工,则按四六、三七,甚至二八开,辛苦一天只能得几角、块把钱。但若想补上一条扁担名额,须向头佬交付二三百银元的扁担费,武汉关以下卸洋货的码头,甚至需交六百至八百银元。如此高昂的扁担费,使众多“拉洋荒”的临时工,不敢问津。

    汉口开埠前后,汉口接驾嘴下码头的头佬叫李大汉,统领80多个码头夫。起坡货物多系湖南新化驳船来之煤炭,另有汉阳、黄石等地的石灰。由于石灰涨力大,装灰船都是两头尖尖、高高翘起的专用“压哨船”。大批煤炭起坡,头佬即指派“大班子”工用大竹筐抬,一筐重达300余斤。零星散煤则安排“小班子”工,用小箩筐挑,每担资力约3角钱。

    流通巷系当年的大码头,头佬有刘文雄等“八大罗汉”,麾下有100多号码头夫。起坡货物多为大宗食油与皮油。食油一般用大铁筒装,每筒380斤,最重的达460斤,起坡力资4元。皮油乃作肥皂、蜡烛的原料,多用糊皮纸的大竹篓包装,每篓也有200来斤,码头夫常用扁担抬,口里喊着“嗨啊哟”的号子,一步一踉跄地缓慢行进。大新码头,起坡货物系小量药材、煤炭与石灰,头佬叫童麻子、姚老大,统领码头夫50来人。萧家巷分大小两码头,头佬萧月生等,主要起坡江西的瓷器及湖荡运来的芦柴。

    沈家庙是一个大码头,近临药帮巷,因而头佬胡玉清率诸码头夫主要起坡中药材,服务于汉帮、浙帮、江西帮、咸宁帮经营的药材行、药材栈、药材号、药材店等。药材一般都是大件,每捆300500斤,有的重达800斤,须用两排跳板,两条扁担,四人打起号子才能起坡。因长堤街办有两个大酒厂,此码头也常有坛装篓装酒起坡下坡,抬酒码头夫喊起号子来,声音拉得很大,调子悦耳动听。

    宝庆码头则是清一式的湖南帮,因附近曹祥泰、坤记、申记几大米店,该码头主要搬运大米,宝庆人也经常在码头经营拆旧船木料生意。大水巷码头主要起坡从老河口运来的夹子花、汉川的砣子花、天沔的土色花,每包重约180斤,皆由码头夫肩扛背驮。永宁巷、五彩巷、石码头,主要起坡由荆门、天门、襄樊等地运来的粮食,这些粮食都进入坡上的永丰、顺义等八大粮行,再分销市内。运粮多在酷暑季节,船载粮食又是散装货,搬运工进入船舱内灌包,恰似在蒸笼中操作,常常是汗流浃背,口干舌焦。灌装粮包足有200来斤,码头夫扛在背上,头顶烈日,脚踏跳板,真正是举步维艰。

    小新巷是水果大码头,夏秋旺季,苹果、李子、桔子、香蕉、西瓜等鲜果篓装船载,堆积如山,码头夫日夜背扛肩挑,起坡分送各水果行栈。还有利济、泉隆、竹牌、武圣、于是巷、邱家等码头,各有头佬统领码头夫搬运各类货物。在元月旺季,各码头上下,人来人往,穿梭不息,号子声、吵嚷声,此起彼伏,一派喧闹繁杂的场景。

    明清时期,汉正街与汉口的迅速繁荣,离不开商船贸易,离不开船夫及众多码头夫的辛勤劳作。船夫们为谋生计,冒生命危险,行船于大江风涛之中,覆舟丧生噩耗时有所传。码头夫的命运则更凄惨,他们大多系破产失地的农民,为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来到汉口,找到做码头夫的席位,才能“落寓偏僻小饭店及沿江、沿河棚厂”,“力趁糊口”。没有活干的,则在后湖一带荒郊临时搭起窝棚栖生。他们被官方嗤之为“不耕、不织、不贾、不商之民”,“庞杂足虑”的社会“危险分子”。

    汉正街的“淮盐巷”

    汉正街紧靠武圣路(今武胜路)处,有一条300多米长的小巷,名叫“淮盐巷”。清代,淮盐的税收机构“督销淮盐局”便建在近旁的武圣庙,汉口淮盐商人的组织“淮盐公所”也在这里。清初,汉口的盐商多集中在此居住和从事盐业交易活动,200多年间,曾盛极一时。附近还出现了淮盐一巷、淮盐二巷,这些地名,都与盐务有关。

    汉口淮盐运销的来历,最早要追溯到明代。明万历四十五年(1616),建立了商人垄断公盐运销的制度,即所谓“纲法”,由商人运销的盐使叫“纲盐”。据《汉阳县志》记载:万历初年,盐商的巨大盐船在许多小郡无法停泊,便“群聚武昌之金沙洲,此汉口盐行之始也”。因为汉水沿汉正街一带的码头便于停靠大型盐船,从此,淮南纲盐就由长江船运至汉口停集,然后再分销湖北省各州县口岸。汉口的淮盐经销业务,逐年不断兴旺。淮盐巷因地处汉正街中段,又靠近汉水的各大码头,很自然成为淮盐贸易中心。

    清代淮盐的经销采取额派制度,即通过官府给盐商发行所谓的“引凭”,每“引”可贩盐364斤。为方便运输,每引又可“解作四十四包,包重八斤四两”。雍正、乾隆年间,湖北额派淮盐557092引,后又加至559618引,合二亿三百多万斤。至清代乾隆年间,清廷户部还规定:湖北、湖南两省淮盐在汉口分销。因此汉口镇的“盐务一事,亦足甲于天上,十五省中,亦未有可与匹者”。(乾隆年刊《汉阳府志》)汉口盐业在嘉庆、道光年间更是盛极一时,至咸丰元年(1851),运销淮盐达4亿斤,各地盐商纷纷集居汉口,形成“十里通津驻盐艘”的盛况。这段时期,也是淮盐的鼎盛时期。

    食盐是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,淮盐运销由盐商垄断后,他们便勾结官府,任意加价加耗,甚至掺兑泥沙,从中牟取暴利,老百姓无可奈何,而盐商们大发横财。叶调元《汉口竹枝词》曾描写道:“上街盐店本钱饶,宅第重深港一条。盐价凭提盐课现,万般生意让他骄”;“一包盐赚几厘钱,积少成多累万千。若是客帮无倒账,盐行生意是神仙。”这时,由于盐价不断上涨,盐商们都发了大财。康熙年间,每引盐价银44钱(《续辑汉阳县志》),而到了清末,每引盐竟涨至白银30余两。当时便有人慨叹:“楚中数百万生灵之膏血,无不输于淮上。”

    盐商们发了财,便大肆挥霍,在汉口盖起了许多园亭,《汉口丛谈》记载江苏丹徒盐商包云舫,经营淮盐“手致数万金”,其胞侄包包山修建的怡园,为“汉上胜地”。辛亥革命以后,“纲盐”制度废除。盐商们有的改业,有的回原籍,淮盐巷便冷落了。

    如今的淮盐巷,仍保留着叶调元竹枝词里唱的“宅第重深巷一条”的风格。这条笔直、干净的巷子,在汉正街商业区里,显得难得的宁静。整条巷子,全是两层楼房,3米宽的水泥通道,被一个个过街楼分成明暗相间的一小段一小段。这些过街楼,旧时全是雕花木,后来改用结实的水泥板了。当年淮盐监销总局旧址,如今门面朝汉正街街面,建筑坐南朝北,排面宽阔,门柱高耸,前廊宏伟,透出昔日衙门之威严。

    汉正街的西关帝庙

    汉正街附近,曾有一个西关帝庙,历史悠久,影响颇广。

    西关帝庙是清朝道光年间(19世纪初期),由山西、陕西两省旅汉商人筹款公建的,当时为“山陕会馆”。馆址西起全新街,东邻药帮大巷,建筑宏伟,规模甚大,是当时汉口诸会馆中较大的一个。由于馆内修有殿,供奉“关帝”,所以又称之为“西关帝庙”。

    西关帝庙座西朝东,黄色琉璃瓦,绿边金纹云头檐,其大门门楣轩昂,约5公尺高,上有一块横石匾,刻有“云中白鹤”四个大字。里面是两层大殿,一个大花园。前殿筑有一个大神坛,坛上有一座大神龛,金碧辉煌,横额上嵌着紫木雕塑立像。左侧是头戴金盔、身披铠甲、腰悬宝剑、捧着金印的“关平”雕塑立像。右面侧是大眼虬须、相貌威武、头戴英雄笠、身披将军氅、一手执着青龙偃月刀的“周仓”雕塑立像。神龛前摆设着铜香炉,两旁各放着一个3尺高的雕花紫铜烛台。神龛两旁各挂着一盏精致的宫灯。坛台前的石阶,石阶前的地上放着三个朱红拜垫。大殿上挂着几十盏华丽的琉璃纱灯。大殿两旁雕有盘龙的大柱上悬挂着紫木金字的对联。大殿前面两侧是一人多高的钟楼和鼓楼;大殿后面两侧修建有客厅和住房,都挂有字画,里面的陈设都很华丽,长期住着主持会馆事务和管理庙里事务的人。每天到这里的山陕仕商和朝拜关帝的民众,络绎不绝。逢年过节,这里的鞭炮不断,山陕会馆还大摆筵席并请戏班子唱戏,以示庆祝。

    殿是个面积很大、画栋雕梁的大厅,正中悬挂着关帝画像和对联,两旁挂着数十幅书画,大厅里摆放着很多檀木桌椅和茶几,屋上面四周都挂有精致的琉璃纱灯。这是山陕同乡联谊聚会之所。大厅两侧修建有几十间大房,陈设富丽堂皇,供山陕仕商旅汉寓居之用。楼上是堆货栈房,供山陕旅汉商人堆放货物之用。

    大厅后面搭有一个大戏台,戏台正中悬挂着关帝画像和对联。戏台后面是更衣室、厕所、浴室、娱乐室、厨房。戏台对面修建有弧形看楼和房间,供女眷看戏和休息之用。戏台前堆放着一些看戏用的椅子。

最后一层是一个规模大、面积宽、环境幽美的花园,园内顶额刻有“山高水长”四字的横石匾。里面修建有凉亭、水榭、阁楼。阁楼里供桌上摆放着一个玻璃神龛,神龛内供奉有关帝塑像。四周有荷花池、喷水池、假山和双龙戏珠石桥以及石雕的赤兔马。并种有很多树木花草,是山陕旅汉仕商避暑之胜地。

    西关帝庙由于建筑宏伟、华丽庄严,远近闻名,曾盛极一时,所以西关帝庙附近一带都称为“关帝街”。

    随着时代的变迁,物换星移,西关帝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据史料记载,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在18521229日攻进汉口后,曾在这个西关帝庙内住了310多天,指挥进攻武昌的战斗。

    汉正街的山货行

    汉正街的沈家庙临近接驾嘴(今集稼嘴)码头,旧时这一带的山货行帮兼有汉水与长江中上游一带的两帮帮客。

    沈家庙山货行行帮所经营的几百种山货中,最常见的有百余种,但主要是三大宗,即猪鬃、杂皮、生丝,且大部分出口,销售数量很大。猪鬃、杂皮两类中分目极细,山货商将猪毛分为二类,长的为鬃,短则曰毛,猪鬃又分黑鬃、白鬃,猪毛也分白毛、黑毛、花毛。鬃与毛价格相当悬殊,中等质量的猪鬃即与猪毛的价格相隔10倍,最长的猪鬃曾卖到3000多银元一担。白猪鬃大都用作牙刷料,黑猪鬃则主要出口。猪鬃以交易金额而言,约占整个山货流水额的七成以上,是山货行流水的最大宗。

    杂皮中最畅销的有黄狼皮、家野兔皮、猪獾皮、狐皮、家野猫皮、獭皮等等。以狐皮、獭皮最值钱,黄狼次之。狐皮每张20银元左右,獭皮则以尺计,每尺值40银元。兔皮最贱,每张仅1毛钱左右。杂皮销量最大的要数狼皮与野兔皮,有时一家山货行一天就能卖出野兔皮几万张。狼皮以出口为大宗,大狼皮每张常年为46元,有时高到8元一张,主要用于制作皮衣与毛笔。每年春、冬两季,沈家庙山货行每天销售狼皮几千张,有时甚至过万张。

    生丝以市两为论价单位,每两约3毛钱上下,主要是夏季的生意,与养蚕季节相联系。卖生丝的多系小本生意人,天门、沔阳一带人居多。天门人常肩挑一担像大黄桶般的大篾篓,冬天挑两篓野兔,夏天挑百十两黄丝,到沈家庙卖掉后,又从汉口买回两大篓煤油灯罩。山货帮常称他们是灯罩子客与鸡鸭客。但他们人数多,一批就是好几十上百人。

    山货生意带有季节性,既与山货出产时期有关,也与农忙农闲相联系。一般秋冬与初春是旺季,其余则为淡季。销售杂皮多在旺季,销售生丝多在淡季,猪鬃则四季都有生意,但旺季生意更旺些。

    沈家庙山货行帮与汉口一带的猪鬃号、杂皮号、丝行等行商关系密切。这些行商有的是畜产公司的“头脑”,有的是当时汉口英、美洋行的买办。山货行中先后以胡三泰与张福隆两家生意最为兴隆。胡三泰当时每天的经营流水常在拾万元以上,每天业务招待费用都需花五六百银元。张福隆鼎盛时期日经营流水亦达数万元之巨。至武汉解放前夕,沈家庙仍有山货行18家之多。

    各山货行业务规模不一,设置也相异。较大的山货行除本人自任老板或经理外,还雇请“先生”、“小倌”、“杂员”五六人或七八人不等,规模小的则只请先生、小倌各一人,也有老板一个人“一末带十杂”的。此外,有的山货行还设有“分账先生”。所谓“分账先生”,即本人有一帮客路,但自身无行与资金,便附于某家山货行名下任分账先生。他本人拥有的客商到汉后,山货商品就在这家山货行销售,扣得的佣金则与这家老板平分秋色,各复员一半。分账先生平日膳食则由该山货行负担。

    沈家庙山货行还一度树立起买卖公道的形象,当然这只是一个表象而已。行帮中流行一句话:“卖客不来,生意垮台”,即所谓的“望天收”。因而山货行对联系、招待卖主格外用心,并不惜花费。他们经常给常客去信报告汉口山货行情,信件一发就是几十乃至上百封。每到旺季,有的山货行就会派专人出远门,以联系客商为主,兼收部分山货。客商到汉落栈后,老板则总要请他们吃馆子、看戏,或逛新市场。花费多少,常视贩运货物数量而定。每家山货行都设有许多房间、铺位,供给卖客食宿,并按同行议定的统一价格收取伙食费。

    山货买卖的成交,主要由买卖双方出面,行老板从中撮合,价格议定后当面交货,由买主随身带走。晚间由行里派人到买方兑账,然而再回来登账,给卖主开付清单发票算钱。惟有猪鬃交易颇特殊。先是买卖双方出面,行老板拿着算盘给卖主开价,然后又用算盘给买主还价。但行老板却用算盘玩弄花样,如卖方开价16元,行老板却把算盘一摇一拨,买方一看算盘往往是每斤18或者20元;而买方还价14元时,行老板又将算盘拨至8元或10元,告诉卖方对方只出这个价。于是卖方再降点,买方稍添点儿,如此反复,价格就算议定了。此刻行方报出议价,称之为“响盘”。行方响盘后,买卖双方无异议,价格就算定了。接着再看下一笔货或另一客商的货,陆续成交。

    如货物数量太多,则需另择场所协议。一般多在茶馆、酒馆、烟馆进行。沈家庙河街曾有临河、锦福两茶楼,就是专做山货行生意的,当年的山货生意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成交的。汉正街升基巷的景阳、大兴两家酒楼,还有一家烟馆,也是山货行与客商经常落脚之处。一般茶资多由行老板支付,酒楼与烟馆消费则由买方负担。因为行方需巴结卖主,不然就无客上门,买方则需巴结老板,不然就不易买到好货。货卖给谁,权力全在行老板手上。

    通过在烟馆、酒楼将议价确定后,行老板回行栈将买方出价告诉卖方,如果客人愿卖就算成交。然后就由行里把货物送到猪鬃商那里。买主不随身带走货,就有作弊的机会。客家常将货分成两类,先看好的,后交坏的,这叫“走马换将”,有时还喷些水增加重量,行方与卖方一般是通的。客家作弊后,就会把货交给账房保管,这时老板又会瞒着客家再次作弊。或再喷一次水,或在秤上耍花样,赚点秤。山货行老板都有三大本钱:一张嘴、一把算盘、一杆秤。特别是一杆秤,差不多老行老板均善于耍弄。

    “药帮”与“药王庙”

    早在清代初年,汉口由于市场繁荣,百货纷呈,再加上交通便利,“江湖连接,无地不通,一舟出门,万里惟意”。因而在本省及外省商贾,群集于斯,商业行帮组织如雨后春笋。其中,最有力量者为八大行帮,即盐行、茶行、药材行、粮食行、棉花行、油行、广福杂货行、纸行。其中,药材行始终在八大行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
    清初诗人描绘汉口经销的货物便说其中“药料香过岭”。清代末年,汉口已有药材行28家,年贸易额白银300余万两。道光年间(18211850)汉口药料行业已形成的行会组织有:三皇殿,系汉口药材行的会馆,建于清顺治十三年(1656),旧址在药帮巷附近;药王庙,系覃怀帮药商的会馆,建于康熙二十八年(1689),地址在药帮巷侧;建于清嘉庆年间(17961820)的仁寿宫,系江西清江帮药商会馆。

    如今,在汉口的这些药材行帮会馆中,尚有遗迹可寻的便是药王庙。药王庙位于汉正街附近的药帮巷侧。方志记载,距今约300年前,现药帮大巷西侧,离长堤街不远处,有一座规模宏大的药王庙。药王庙的兴起与变迁,同汉口的药材业经营密切相关。《夏口县志》写道,药王庙是在清康熙二十八年(1689),由怀庆府河内县、武陟县、温县、孟县在汉口的药材商集资兴建,主持其中的是贾椿园与陈荆山。初名“怀庆会馆”,乾隆年重修时,改名“覃怀药王庙”。其性质“纯粹怀药营业”,凡西货、西药、京杂货商号不准入帮。今天,在药王庙残存的建筑物墙上,尚有清末补刻的石碑两块,这两块碑文详细地记载了药王庙的确切范围与修建时间,可补《夏口县志》之不足,是考证药王庙及其附近一带历史变迁的有力佐证。

    其中,有一块碑刻的是吴来雨卖地契,内容说的是吴来雨“将自置荒地一大段,坐落循礼坊,坐北朝南,北至堤,南至街,东到大巷,西至杜家巷”,“卖于怀庆会馆,修建覃怀帮药王庙名下为业”,时间是“清康熙二十八年”。这份卖地文契,不仅详尽地说明了当时怀庆会馆买地,是为了修建“覃怀药王庙”,而且,庙址北至长堤街,南至新安街,东到药帮大巷,西至杜家巷,四周墙界,如今尚历历可考。可见其规模之大。第二块石碑是张本原的卖地契。张本原将“祖遗后湖荒地一段,因逐年淹没,难于收获。合家商议,情愿贱售,另图生理。先尽亲族,均不承买。请凭中证说合”,甘愿“卖于覃怀帮药王庙名下为业。其地坐落循礼坊,水涨为濒湖,水退为荒地。其界东抵新安书院,自新堂界;西抵西会馆界;南抵某地并雷祖殿后界;北抵新安书院界。……时价大钱壹百串”,落款时间也是“康熙二十八年”。

    从碑文中可见药王庙当时范围之大。到了乾隆年间,汉口药材业更为发达,成为汉口商业一大行帮,称为“药帮”,尤以药王庙四周药材行更多,故庙附近的一条街叫“药帮大巷”,附近小巷也分别叫药帮一巷、二巷、三巷等。由于覃怀药商在汉口人数众多,而又颇饶资财,故在乾隆年间(17361795)除了重修药王庙外,还在药王庙东侧修了一座别墅叫“豫成园”。地点正当今六水街口,四十四中一带,据清人程耕云的《豫成园记》所载。园内不仅有亭台楼阁,而且有池沼假山,“轩窗明画,花木扶疏,别饶幽致。”《记》中描写园中之楼是“绀榭细楹,朱甍碧瓦,摩天百尺,踏云一梯”。楼且如此,其他可想而知。

    至晚清,豫成园毁于战火,以后又为居民所取代。但如今人们在六水街口路侧,仍可看到残留的汉白玉雕花石柱础,尚可供人考其遗迹。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后,西药渐渐运入汉口,中药材便不如过去那样兴旺,药王庙也逐渐开始冷落。进入民国后,药王庙改为“覃怀小学”。解放后,学校更名为“药帮巷小学”。因原有的建筑物及药王大殿年久朽败,将其拆除,兴建了教学大楼与办公楼。在修理加高校操场时,原有的大殿前浮雕龙台阶,也被埋入地下了。如今校园后残存的大量建筑物,已改为民房,但人们从残留的高大厚实的外墙上,仍依稀可见当年建筑的痕迹。庙东的豫成园,除建了一些宿舍楼房外,还在附近修建了四十四中学。

    汉正街货郎百态

    昔日的汉正街,既是四方客商淘金的天堂,也是小商小贩们赖以谋生的一方乐土。尤其是初夏季节,汉口多晴少雨,并不燥热,正是各类小贩们“挣分子”的黄金季节。每届午后傍晚,十里长街,流动“货郎”不绝:日用百货、风味小吃,应有尽有;或高声吆喝,或借响器招揽。千姿百态,组成一组“货郎百态”市井图。

    “噗咚咚当啷……雪花膏、香肥皂;噗咚咚当啷……爽身粉哎——蚊子一见就跑,宝宝一宵睡安稳哎……”,有奏有唱,绘影绘声。20世纪30年代汉正街货郎,常手执2丈余长一木棍,上穿一面皮鼓与直径约2寸的小铜锣,左右缀两个小球,举手摇动便锣鼓齐鸣。加上货郎那一串串亦庄亦谐的吆喝,常常引得不少家庭主妇将其唤至门前,驻足一户则四邻围观。这些货郎不挑担、不提篮,身背一只木制竖柜,顶部与三面都嵌有玻璃。背起走时盖过头,放在地上与肩齐。柜子擦拭得乌光油亮,像玻璃水晶似的透明。柜子里货品,除叫唤吆喝的物事外,还有大小针、棉线、五色线、按扣、纽扣、橡皮带、万金油、丝光袜子、玻璃球玩具等。其中最让妇女喜爱的要数那“花样”。旧时妇女多穿自制布鞋,青年女子又喜欢在鞋面绣上色彩艳丽的各式花样图案与吉祥字样,如丹凤朝阳、月园花好、喜上眉梢、并蒂连理、孔雀开屏、比翼双飞等等。很多妇女会围着货郎柜挑选绣花底样,为选取所钟爱的“花样”,不惜耽搁老半天。而货郎们总是面带微笑曲意迎合,拿出一两本厚厚的“花样本”任其精挑细选。当年一双鞋的“花样”也不过几分钱,但货郎们的耐心与微笑,至今仍留在那些上了年纪的老辈人心里。

    如果说卖百货的货郎的吆喝尚带着几分幽默感,那么汉正街昔日叫卖饼子、油条的声调则让人颇感凄怆悲凉。当年的相声艺人潘占奎曾经形象地学过那种断断续续、嗓门嘶哑的叫卖声:“饼子怕(泡)油饺(条),回火热油饺(条)。”卖饼子、油条的小贩,多系老汉及孩童,或夜间提盏小油灯,或天蒙蒙亮,便挎着篮子穿街走巷。饼子、油条早就凉了,但那嘶哑苍凉的吆喝声似乎让人心里更泛凉意。还有卖麻花的,也同样挎一只竹篾篮子,只是多为年轻人,其吆喝颇有生气。“糖麻花、盐麻花、馓子枯麻花、金牛酥麻花”,声调高脆。金牛麻花系当年咸宁金牛镇一带特产,一根麻花大小似一支铅笔,酥松香脆,十分可口。

    入夏后,还有不少沿街挑担叫卖凉面、凉粉的,挑贩多系衣履整洁的壮汉子,一副面担用白桐油髹得白里透亮,栗木扁担两端镶上黄铜云头,显得金光闪闪。担子一头反扣一盆洁白晶莹的凉粉,上加盖几层崭新的白毛币,另一头则是锃黄油光的银丝凉面,还配以十来个白瓷小罐,放着酱油、麻油、辣椒油、芝麻酱及姜汗、蒜水、虾米、蜇皮等佐料。一碗凉粉或凉面,往往需调配十几种佐料,味道自然特别。但那盛面的碗,碗底足有两寸高,碗面直径约四寸,却无深度,像个高脚瓷盘,一斤面至少可以盛十碗。面贩一吆喝就是“哎——撩撩撇撇呵……”,听起来很特别。其实他叫嚷的是“凉面凉粉”,但别着嗓子叫,人们听成了“撩撩撇撇”。汉口方言“撩撇”即“容易”,是说面贩本小利大,赚钱容易。

    当年,“热干面”也与卖凉粉凉面一样,多由挑贩肩挑一担走街串巷叫卖。但卖热干面的并不大声吆喝,而是手握一只小鼓,缀上一根鼓坠儿,摇晃中便咚咚直响,很像四川卖“担担面”的。旧时汉正街十里长街中,每至深夜还可遇见肩挑一副六角担子,摇着手玲却并不吆喝的,这是卖“清炖冰糖莲子汤”的。那炖莲子的紫铜煲形似一小型飞机发动机,又像大莲蓬,沿圈是窟窿,一个窟窿里一小罐莲子汤,倒出来正好一小碗,真所谓“冰莲铜煲,红泥小红炉”。还有“桂花赤豆汤”,用糯米、赤豆、桂花、白糖煎成稀粥,用木桶盛装,裹上多层棉絮保温,大多由江浙一带妇女沿街叫卖。桂花赤豆汤的字音在下江女子口里喊出来就成了:“贵话耶——差的差。”因此汉口人在朋友间争执逗谑时,常说“你是上海人卖稀饭”,这取笑人的歇后语的意思是:贵话、差的差。

    还有叫的与卖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的。过去曾有一帮小贩专门赶节应时卖“耍货”,在汉正街满街叫喊吆喝着:“买哟,买哟——活的,活的……”,呆在家里的人听后暗忖“卖鲜活鱼的吧?”跑出来一瞧,乐了:“哟!卖飞机呀!”小贩们正叫卖用芦苇秆扎糊的纸飞机。正月十五闹元宵,儿童喜玩花灯,小贩们还自扎兔子灯、鲤鱼灯、虾子灯等,在汉正街叫卖,当然叫的还是活的。每届农历四五月,还真的有卖活的小贩出现,他们用小玻璃瓶装着几条蝌蚪沿街叫卖。又有卖氢气球的,也是叫嚷“活的”。

    老汉口的墩子

    辛亥革命前,武汉有句俗话:“江夏的衙门多,汉口的墩子多。”江夏即今武昌,是清末总督、巡抚及府县驻地,还有司、道等机构。汉口仅有厅一级与所属的巡检司。衙门的数量当然不能与江夏比,但汉口的墩子之多却也是江夏所难以比及的。

    历史上,汉口镇大部分原本是一片湖沼地带,泛称后湖。每到夏秋汛期,汉江与府河之水屯聚于此,酿成水灾。因而有“水涨千重浪,水退满湖荒”之说。为治后湖水患,汉阳府通判袁焻于明崇祯八年(1635)在汉口镇后面修了一道长堤,人称袁公堤,又名后湖堤。堤后有一条修堤取土形成水渠,因其盘绕如带,故名“玉带河”。夏秋水涨时,玉带河可以疏导汉江与府河之水,绕袁公堤至堤口注入长江。

后来堤上逐渐有人居住。在清道光时已经发展成一条街道,名曰堤街(即今长堤街与东堤街)。之后堤内与堤上人烟更加稠密,再也找不到建屋之处。人们纷纷选择玉带河以北地势较高之处,垒石堆土筑成墩、台,盖房居于其上,于是出现一个个以各种“墩、台”而名的新居民点。

    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北郊主持修建了张公堤,进一步遏制水患,涸出大片湖地,因此到汉口北边,尤其是西北一带大小不一的墩子上居住的人便日益增多。

    时代的变迁也带来地名的演变,一种是在新地名中保留了“墩”或“墩子”的字样。如硚口区的新墩一、二、三村,江汉区的长墩子巷等等。另一种则在新地名中已看不到“墩”字,如硚口区的宝丰二路,在1928年前原名孤义墩;江汉区的上、下牯牛洲,在20世纪40年代名叫钟家墩、石家墩、钱铺墩;江岸区的姑嫂树,在清代本名刘家墩……不一而足。尽管如此,直到1990年,在汉口仍然有大量以“墩”为地名的。计东西湖区35处,硚口区18处,江汉区11处,江岸区21处。以“台”为地名的,东西湖区51处,硚口区2处,江汉区1处。

    最早在墩子上居住的,不少是武汉附近各县的移民。由江西移迁来的则更多,并且多来自瓦屑坝,可惜具体县名失传。这些地名有的是反映当地特点的,如东西湖区的老鸽墩,由于该处老鸽特多而得名。钥匙墩的取名是因为地形像钥匙;有的是一地同乡聚居的,故以原籍地名作墩名,如鄂城墩、阳逻墩;有的是聚族而居或某一姓氏居多,故以姓氏名墩,如易家墩、唐家墩、金家墩、高家台。据统计,当年各墩台按当地特点命名的有21处,以原籍地名为墩名的仅有4处,用64家姓氏为墩名的则多达114处。这也反映出汉口一地移民之家族观念重于地域观念的特点。

    江岸区后湖乡境内曾有一个陈家墩,硚口区祝家墩北边及原华中橡胶厂附近,也先后有两个陈家墩。东西湖区也有两个陈家墩:分别位于径河农场与李家墩农场境内。张公堤外东西湖水产养殖场西北部有一个李家墩,径河农场境内也有一个李家墩。李家墩农场内,不仅有李家墩,还有小李家墩。根据清代《汉阳县志》记载:早在隋炀帝大业二年(606),这个隶属汉津县(后改名汉阳县)的李家墩已经形成村落,居24户,105人。因此,在汉口众多的墩子中,它是有文献可考的最老的古墩。解放初期,它归汉阳县,1951年划归黄陂县,1957年东西湖围垦后,划归东湖区。在不到9年的时间里,一个墩子先后三次改变隶属关系。东西湖区围堤全长60公里,湖区总面积495平方公里,经过选址,东西湖大堤纪念碑恰巧竖在李家墩,足以说明它是在周边独领风骚的一块“宝地”。

    硚口区的学堂墩子,在清末因有一座学堂而得名。当年曾流传一首民谣:“进了学堂当学生,读得书多人上人。有朝一日中了举,好比鲤鱼跳龙门。”反映了人们望子成龙的心理。

    唐代白居易有一首名为《朱陈村》的诗;“徐州古丰县,有村名朱陈。……一村推两姓,世代为婚姻。”1000多年来,朱陈村的典故,为文人墨客广泛运用,甚至“朱陈”两字已成为两姓联姻的代称,与“秦晋”并列。江汉区的金陈墩则也有一段类似的掌故,说的是那里本来是邻近的两个墩子——金家墩与陈家墩,相传在100多年前,连续几代彼此通婚及结“回头亲”的不少,人口的增加导致房屋的增多,两个墩子终于连成一片。于是有“墩连墩,亲串亲,不是姓陈就姓金”之说。后来干脆改名为金陈墩。

    历经300多年的沧桑巨变,汉口地区扩大了好多倍。到20世纪80年代,汉口凡是以“墩”为名的地方,或成烟囱林立的新兴工业区,或成楼房成群的住宅区,有的成了区片的泛称,人们再也看不到历史上荒凉湖地中分散的一个个墩子了。